創新一招走天涯
莊思浩先生專訪

在這裡開軟件公司我嘗試過兩次，有過很多計劃，見過不少人，跟政府也討論過，甚至到了醞釀面世的地步，可最後還是不成事。這個行業有一些不成文的約定，雖然我們不會給員工很多工資，卻會給員工股份，這無甯是給他們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一旦成功，就可以是那種前所未見的成功。如果你能改變世界，就配得上相應的回報。但股份行權期限或會超過四年以上，還有一套潛規則要遵守。

那你要準備好再投入另外四年的時間，特別是幹我們企業軟件這一行的！如果你能堅持下來還是會有收穫的。但這種投資，動輒需要四到八年，這裡的人的字典裏沒有這麽一回事。我認為這是文化差異，香港人還不能適應。奮鬥四年而見不到實質回報，是很熬人的事情。你看四年裏樓價可以上升多少就知道，大家會說：如果不成功該怎麼辦？我很願意在香港搞一家科技公司，這樣我便可以不回三藩市了。如果可能的話我立刻就辦。

在這裡僱主不會分配股權給員工，所以員工加入大家族經營的公司並沒有實際的權益，他們能得到的只有預定的工資，這樣很難建立更多的信任。公司實際上不屬於他們，他們又怎麼會把公司當作是自己的生意一樣努力？這與美國的創業投資模式是不同的。

但我覺得人們的心態是可以改變的。與員工分享股權是新成立的科技公司一般會採取的策略。不過這個策略對家族經營者來說比較難以接受。因此，家族經營模式與專業的管理模式可說是大相逕庭。

沒錯。這就是政府所發出的訊息。我不覺得會有人反對這方向。大家都知道知識產權比任何東西都值錢，人們喜歡這個概念。他們知道如果發明了一個技術的話，根本不需要負擔生產成本，就可以獲利無限。他們都喜歡這個概念。但真正創新還需要時間， 也需要與目前不同的組織架構， 需要更多的分享、更多更長久的信任。創新不是向老闆報告工作並且按指示去做這麼簡單的事情。單這樣是不行的！

目前在世界的這個角落還是實行不了。

我想我是錯打正著。一切始於1980年代初，當時開始由大型主機過渡到桌面機，我有幸得到了參與開發採用UNIX系統的機會。當時的UNIX只是用於學術，並非商業用途。我有不同的想法，我覺得儲存數據可以有不一樣的方法，那就是分佈式儲存，這樣能賦予人們更大的力量，尤其當數據變得信手可得時，能做的事情更多。

我當時在研究操作系統的調度運演算法則(scheduling alogarithms)。這是純理論的課題，非常沉悶！當然，能寫論文、發表論文是非常棒的事情，尤其是對學者而言，這非常重要。但我想創造實際可用的技術，所以我抓緊機會改為研究分佈式數據庫，我也著實迷上了這研究。話說回來，我的事業可算是與這科技結下了不解之緣。現在世界的數據已經變得更加分佈、更唾手可及，每個人都隨身攜帶著一部可當作電腦－應該說是伺服器－的智能手機。

沒錯。在原來的大型電算機體系結構下，實體數據需要放在同一個房間裏。當我們採用分佈式系統時，實體數據不再需要處於單一位置。分佈式應用需要具備在不同地方查找數據的能力。這樣不僅能夠在資料複製時保證安全運行，而且通過拉近資料與使用者的實際位置距離，使得運算程式也能更有效率。

在80年代這是難以想像的，當時很難想像現在的人會有興趣儲存如圖片這類非結構化的數據，用於行銷以滿足各式各樣的需求。細看如今許多大數據應用程式，絕大部分的功能仍然是滯後於實時的。應用程式會蒐集龐大的消費者活動數據，積累到某個程度再對這些資料進行分析並加以應用。

我們現在做的是大數據的實時應用。使用者瀏覽網站，但可能什麼都不買。將來，如果虛擬購物籃裡選了商品但沒有結賬，網站會「鼓勵」你結賬。這就是大數據應用的一個例子。我覺得世界將會變得高度敏感，反應極度快速，甚至會敏感得有點令人厭煩！

適應性會非常強，能根據具體的情境作出反應。因為在此情此景之下，你隨時都可能買點甚麼。那麼，這時我該如何運用已經掌握的數據去迎合你、觸動你，讓你能馬上完成交易？這樣的即時性正變得越來越關鍵。

我們這個行業是以產品類別細分的。現在的人把企業級軟件和消費者軟件混為一談，兩者目前也的確難以區別。我們做生意時用手機，消費時也用手機。但從軟體買家方面來看還是有所不同。企業軟件的買家比較有計劃性，很多時候是代表機構來購買的。一般資訊科技總監能夠調動的預算大約是企業收入的5-7%，所以一家銀行的IT支出預算會是非常龐大，而他們的購買模式都是大同小異。

企業軟件的科技進化只發生過有數的幾次。一開始是發展大型主機，甚麼都要在同一地點進行；然後是用戶端伺服器時代，軟體在PC機上運行，也與伺服器對話；接著我們發展網絡，在2000年代是重要的一步，只要你能用上瀏覽器，無論走到哪裡都可以運行同一個應用軟體。而現在，則到了行動裝置時代。

每次發生重大改變時，每一個應用程式都得重新改寫。對我而言，改寫程式是很棒的工作，因為這是我想要做的事，我希望能提供技術滿足種種五花八門的使用需求。在這個層面上我的整個事業就是「一招走天涯」。每當有重大改變時，我都很幸運，能恰逢其時地趕上，為程式的改寫提供技術應對方案。

2008年時一切都還不太明朗。那一年是Android系統發佈的第一年，iPhone進入市場的第二年。所以，沒有人可以想像僅僅幾年後每個人口袋裡都有一部智能手機，而且認為能隨時隨地搜尋各式各樣的資訊是理所當然的。這是很容易成癮的，現在人人都玩手機玩上癮了。唯一的問題是許多企業和組織， 包括香港政府、學校等等，還都只停留在網頁上，他們還沒有進入移動手機時代。我的目標就是將所有網頁內容轉移到超讚的手機程式中。

從網頁發展到移動應用是一個很大的轉變。網頁計算是靜態的，而我們的手機程式能知道你的行蹤，知道你在幹甚麼。因此， 手機程式知道甚麼東西對你是適切的，該在甚麽時候問你那些問題。這樣，當你向它提問時，它就能給你提供周邊的訊息。

我認為還有很多很多。比如，走路的時候會有某些特定風險。這就需要各種俯瞰資料、位置資料，還有你所採取的路徑也會與此有關。行程表上的記錄、近期活動，又或一條寫著「我很餓」的訊息，都會改變手機程式向你提問的方式，當下最適合的提問內容也會隨之更改。當採集的數據越準確，效果會更理想。

每個廣告商都試圖掌握這些數據，準確把握當下消費者的心理狀態。如果這樣的資訊能夠購買，營銷人員肯定會掏腰包。這意味著每個應用程式都需要這般高度情境化的訊息。當程式啓動後，不消多久它便能瞭解你在想什麽、在做什麽。我認為全球正在向這一方向前進。

舉一個現實中的例子。當你走進香港任何一間醫院後，你會注意到所有的註冊護士或醫生身上都還帶著部傳呼機。這種東西其他人早不用了。傳呼機只可傳遞簡單訊息。他們不能用WhatsApp或SMS發訊息說「病人對藥物有這種反應」。在這方面，法律還很陳舊。如果要讓移動手機或獨立應用程式的使用變得合法，就意味著要闖進官僚程序當中。法律開始介入是因為現在我們知道了數據的價值。當數據有價值的時候，隱私權也就顯得更重要。人們意識到個人資訊的價值是因為知道可以利用它來推銷商品。

你知道甚麼才是重要的嗎？想像一下，如果你至愛的人躺在醫院的深切治療部，但當值的醫生剛好在別處執勤，不在病房。幸好生命維持系統可直接將數據傳送給醫生。醫生看著那出色的應用程式說：「天哪，我知道哪裡出問題了」，按下幾個手機鍵，扭轉了危機的局面，使病人得以生存。所以我認為，涉及救急扶危，官僚主義必須讓路。救人應勝於一切，這一點毋庸置疑。所以我們怎麼能不給醫生提供訊息呢？依我之見，保障病人安危是首要任務，保障數據安全則在其次。

是的，否則就會喪失爭分奪秒的機會，讓香港市民失望。防止病毒散播是香港所面對的長久挑戰， 因為香港氣候溫暖， 地狹人稠，人與人接觸的機會多了，病毒散播速度也更快。還有很多老舊了的基礎設施，為病毒提供散播管道。所以我們怎麼能不竭盡全力改善公共健康條件？人們生病後，不要到處走，讓醫院派人來幫助他們。我們現在就應在香港實行這個模式。我們怎麼能不這樣做？

當然會。特別是過去的6至8個月裏，在矽谷任何人都無法對這樣的變化視而不見。每週，有時每天，都會有大樹因水分不足而倒在路上，情況非常嚴重。由於降雨不足，過去的一年非常艱難。究竟人類對這可愛的地球造成了多少的破壞？人是唯一的原因，因為之前並不是這樣，沒有其他合理的解釋了。我是一名科學家，所受的訓練就是要懂得剖析事物的因由。

不能否認，這是一個挑戰。我認為我們目前所處的境況非常嚴峻。如果今年冬天加州沒有足夠的降雨量，就容易發生重大火災，水源分配問題也會接踵而至。這些都是惡性循環：沒水澆灌植物，土地變得乾涸，其他問題就會隨之而來。情況很糟糕。

有工作的地方才會有人住。加州是個振奮人心的地方，每分鐘都有新的發明，但貧富差距每天都在擴大。從某種角度來說，即使是在美國最注重環境保護的地方，樹也會倒。如果沒水，我們怎麼辦？配給並不是解決方法。

你看到外面的霧霾了嗎？外面能見度還比較高，但香港島上空就很模糊。我小時候的香港根本不是這個樣子，因為當時深圳還沒有工廠，空調也不是長開，車也沒有那麼多。因此我們必須轉變能源結構，開始使用可再生能源和太陽能。

從這裡望出去，窗外一塊太陽板都沒有，這讓我很震驚。這地方到底怎麽攪的？有些事情我們必須去做。我們不能再繼續破壞我們的地球了。這一切都必須停止。

對。教育也很重要。接受大量教育後，人們才知道不僅是要節約開支，而且要做正確的事情。燈泡都該換成LED燈泡，因為LED幾乎不產生熱量，使用壽命也長達數年。怎麼能不用呢？要是不用也太不像話了罷。

當然有。香港仍然是教育水準最高、具備多元文化的現代化智慧城市之一。人們會不斷提出需要改善和提升效能的呼聲。而我認為，香港目前最迫切需要改善的莫過於垃圾回收系統、太陽能和風能的應用、推廣如電力車等可替代能源汽車，以及樓宇隔熱系統方面。我相信，如果這些措施能付諸實行，就會締造出一個更環保、更健康的香港。

訪問於2014年11月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