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

大學的獨特之處 — 校友范家輝專訪

原文:Eric Collins

范家輝先生是城大的首屆學生,於1988年畢業並取得商業學文學士學位。他是如新集團大中華區域總裁,也是城大校董會成員。在訪談中,他暢談其早年在城大的校園軼事、如何培養大學的創新文化,以及他眼中大學的獨特之處。

范家輝先生 范家輝於2014年出版的著作《放膽做,就不怕錯》。
© 天下雜誌出版

城市大學 從頭說起

追根溯源,你是城大建校之初的一分子。那時的城大是怎樣的?

我是城大首屆學生。那時的城大就像一家公司,租用了旺角一座商廈作為臨時校舍,學生不到千人。當時的電梯如何運作我仍歷歷在目。一年級時,可乘電梯上落每一樓層;到二年級時學生多了,電梯只停單數或雙數樓層;到三年級時,每部電梯就只停三個樓層,要到別的樓層就要走後樓梯。電梯裏總是人擠人,但這也讓我們認識了更多同校師生。

那時的教學氛圍如何?

很難說大多數學生入學前對城大有多瞭解,畢竟城大在當時是所新學校。但我想所有學生都嚮往着自由自在的大學生活。過去的中學紀律很嚴,除了放學後我們能回家,整體上有點像寄宿學校。學校裏有班長,他們會去檢查男生的頭髮有沒有蓋過衣領,拿尺子量女生的裙邊高出膝蓋多少!香港大多數學校都是教會辦的,相比基督教會辦的學校,天主教的管得更緊。實際上,我開始留長髮就是在離開天主教會學校之後。大學就不一樣了,University (「大學」) 廣東話的諧音是「任你玩四年!」,箇中妙處可謂一語中的。

用這句話形容城大的生活合適嗎?

我們與教師和職員共同鑄就了城大的文化。正因為如此,我們對這所大學懷有深厚的情誼。

這些年來,城大發生了哪些變化?

當時的城大像個大家庭,如今的規模比從前是大多了。過去的食堂只能容納四、五十人,現在的食堂能容納上千人。那時的學生會也小得很,學生事務處的職員能說得出每個學生的名字。

領袖

你擔任過城大學生會評議會主席,這對激發領導力是不是很重要?

我並不認為自己是領袖,參加這些課外活動是因為有樂趣。我性格外向,善於表達和主動參與。在當時我就發現,參與的活動越多成為領袖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我確實不想這樣給自己定位。事情的發展往往需要順其自然,領袖也不像經理那樣是一個職位,要看你有沒有影響力,看你怎樣與別人溝通、能為別人做些甚麽。這樣的經歷讓我的生活更有意義。說句實話,成為商界領袖絕不是一件什麼好事,你會沒有自己的私人生活,一舉一動皆為人知。或許你認為當不當領袖可以選擇,但事情的發展往往讓你別無選擇。

你的工作涉及大中華地區的多個市場,你認為各個市場之間有顯著差異嗎?

中國大陸像歐盟,太大了,有些省份甚至和歐洲一個小國一樣大。各省份的經濟狀況參差不齊,文化也不盡相同。上海人就比較講究按規矩辦事,但與香港多年以來關係緊密的廣東則較彈性靈活,他們曉得規則的灰色地帶在哪裡。大家的思考模式是不大一樣的。

創新

與香港相比,大陸的創新怎麼樣?

這種比較是不公平的,因為我們在談論的是將14億人口和700萬人作比較,人口規模肯定會帶來巨大的差異。

那麼香港有創新嗎?

你聽說過 DJI 大疆創新吧?這是一家生產民用無人機的中國大陸公司,無人機就是由香港科技大學幾位畢業生發明的。他們原本想在香港創業,可是沒有人肯投資,於是他們連同幾個教授將整個項目移師深圳。目前他們已經佔有全球市場約50%的份額。

但是我們的政府有很多倡導創新的資助計劃啊。

政府無需提供資金支持,只需要制定激勵政策,建設基礎設施,提供便利促進創新就行了。香港的大學裡有多少孵化器項目?在中國大陸卻多不勝數。其實我正在和城大知識轉移處處長艾荃先生一起合作,協助大學策劃一個孵化器項目。香港確實需要建立一種創新文化。

我們應該怎樣做?

認可取得的成就、展示成功的案例,並告訴大眾失敗乃成功之母。

這個很重要⋯⋯

大家要明白,要滿載而歸,先要願意冒險,還要準備好承受失敗和挫折。

很多人還是指望向美國找靈感⋯⋯

確實,在那裡沒有人會對輟學這樣的决定說三道四。但在香港大家總還得讀到畢業,都必須有個正式的學位。亞洲是個循規蹈矩的地方,甚至是申請政府的資助,比如創新基金,你都得規規矩矩地按規定辦手續,官僚程序也就屢見不鮮。

那麼在大學裏如何才能激勵切實創新呢?

要了解人們如何找到有益於生活的創造靈感,也要對創新過程中所取得的進步予以肯定,而不是單單看最後的成果。天使基金、投資者都在尋找新項目,只要有獨特的概念或技術,企業合作的機會和資金自然會跑進大學的大門。當然在項目研發的早期,這些可能都只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范李寬學生事業中心於2010年以范家輝已故祖母之名命名。

孵化器項目

你是因何而涉足孵化器項目的呢?

我是城市大學校董會轄下的社區關係委員會主席,職責之一就是不斷尋問,如何才能樹立起大學的品牌;職責之二則是不斷尋問,如何才能從大學的研究成果中將那些能夠轉化為商業產品、把能造福社會的技術甄別出來。這樣我們就能建立起大學的名聲。我認為我們有許多大師級的學者,他們有許多好構思,但這麼多好的構思卻往往白白浪費了,沒有人將這些想法轉化成商業產品。

人們篤信創新能驅動經濟⋯⋯

我們還是要回到創新的內涵上來,創新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創造更好的東西。

你也一定正在自己的公司裡推行創新吧?

沒錯,創新是非常重要的,要創造社會想要的新產品。回到剛才的領袖話題,你可以用與眾不同的方法去思考問題,也可以比別人早一步去思考將面對的問題。大家都說願景,願景是什麼?願景就是比別人想得更早些,而不一定要和別人想的不一樣。

多媒體會議廳更名為「范彭綺雯多媒體會議廳」,以紀念范家輝之母。 范家輝於2014年一個學生獎勵計劃中與學弟妹們分享經驗。

大學的獨特之處

有沒有什麼辦法能縮短大學的「產品開發週期」,也就是縮短把新觀念納入課程編排的時間?

對我來說,大學教什麼倒不要緊,要緊的是教師怎麼能讓學生形成自己的思維方法。唸什麽專業是次要的,有價值的是如何把生活中的學問凝鍊成自創的模型,這個模型要能簡單有效,或是能激發靈感。教育的核心是幫助人們找到一種思維方法,這才是大學區別於中小學的授業之道。現代的教育是大課堂,讓社會上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古時候是拜讀於一位老師門下,像孔子,並且終生追隨他,他那時候也並沒有成立一所制度化的學校。

你是說大學教育落後於前沿趨勢?

可不能這樣簡單定論。本科教育難免有點滯後,可是研究生教育較著重專科知識的探索,大學的創新亦大多發端於此,所以這部分有更大機會貼近前沿。那些在業界兼任職務的教授,還有到大學教書的商界人士,都有助於大學貼近前沿,像我自己就在南京大學兼職講課。這樣,工商界和大學之間的知識流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得多,並有利於 知識的轉化。我認為這個世界的距離正在拉近,已經成了地球村。要保持競爭力,我們就必須與社會保持緊密聯繫。

讓學生回饋社會,我們做得夠嗎?

人們常談到「回饋社會」,但我更希望說說「給予」。我們能夠啟迪學生對有需要的人和事施以援手嗎?現在不是要考慮能得到什麼,而是有幾分力就多幾分給予。做得夠不夠,各人有各人的衡量標準,但給予是永無止境的。精神上的給予越多,我們的生命就越充實。如果臨死前我能看到曾受我幫助的人的笑臉,我便無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