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社會責任　邁入主流

2019 年12 月，BP遭環保運動組織ClientEarth投訴，指它宣揚環保方面的卓越表現時製造了「潛在的誤導性的印象」，這是一系列批評企業「漂綠」舉動的最新事例。早在千禧年代，BP將過去「British Petroleum」的品牌名稱改為「Beyond Petroleum」。但結果證明，它的市場推廣活動實乃過於雄心勃勃。在2010 年，該公司遭受石油業史上最嚴重的海上漏油事故。美國聯邦政府估計，這次深海漏油事件導致490萬桶石油泄漏入墨西哥灣。BP聲稱現時逐漸遠離化石燃料，轉向再生燃料，但ClientEarth堅持謂BP計劃中投資的大部分（ 96%）仍是原油和天然氣。

「漂綠」並非石油業獨有，它反映的只是企業社會責任（CSR）的一面。CSR是一個自律的業務模式，協助企業接受社會問責。在公眾越來越認識地球氣候危機之際，社會責任的意義和範圍變得更為廣泛，而企業的角色也受到更嚴格的監督。當今的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問題，單靠各國政府難以解決。投資者、持份者及公眾紛紛要求企業帶頭來應對這些問題。究竟會計專業如何回應全球對CSR的需求？ 持份者向跨國企業施加壓力會構成多大影響？會計師可以在哪些範疇發揮其專業技能？

將CSR 納入財務報告

現時CSR報告普遍被列入主流財務報告制度，公司年報除開列財務資料外，也日漸披露CSR訊息； 與此同時，要求較大型企業披露CSR訊息的呼聲也逐漸增多。在2017年第十次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調查中，畢馬威審閱了來自49個國家和地區的4,900家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與可持續發展報告。約 75%公司發佈獨立的CSR報告，而60%公司將CSR訊息和財務業績數據一併列入年度報告之中。絕大部分（78%）全球大型企業現已將CSR整合納入年度財務報告之中，較2011 年的44%大幅上升。為甚麼有這個轉變？企業的行政總裁均積極尋求其他替代指標，以衡量公司及所服務的社區及社群的長期健全發展。短視地只看公司收益或股價並不足夠，董事會現時提出的是更定性的問題。德勤2019 年發佈的第三份《Deloitte Readiness Report》，調查了19個國家的二千多名高管人員，顯示近60%高管人員在工業4.0時代的首五項期望成果之中，包括希望「增加其公司對社會的正面影響」。

羅兵咸永道發現，69%行政總裁同意「業務之目的在於平衡所有持份者的需要」。超過九千家公司現參與聯合國全球契約，推進廣泛的社會目標，例如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整體而言，CSR報告有四大新興趨勢： 首先，報告與氣候相關的財務風險；其次，報告對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踐； 第三，報告企業的人權表現；以及最後，報告碳減排目標。

然而，世界各地推行CSR披露的舉措大有不同。廣泛而言，發達國家認為持份者所關注的事項至為重要。監管機構、股份持有人、債權人、環保主義者及傳媒的觀點，也影響公司如何披露CSR訊息。反之，在新興經濟國家，CSR報告則較受外部例如國際買家、海外投資者、國際媒體及國際監管組織如世界銀行等影響而左右決定。對於在這些國家的公司，來自當地勢力的壓力相對較小。

由聯合國帶頭做起

聯合國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是CSR報告最常用的框架。根據畢馬威，約三分之二的公司應用GRI G4指引。同時，公司亦趨向將本身的CSR策略和目標配合全球目標，例如2015年推出的《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目標。新的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共有17 項，旨在消除貧窮、保護地球及保障全人類的繁榮；每項目標均有在未來15年內達到的具體指標。根據羅兵咸永道一項2018年的調查，72%受訪公司在其年度財務報告或可持續發展報告中提及可持續發展目標。

強制性CSR報告在全球許多市場也漸成趨勢。透過公司法例、會計規則及針對具體題項如企業管治或環境污染等的各樣手段，針對CSR報告的強制性要求得以實施。在中國，自願性和強制性報告的密切相關；行業監管機構和地方政府會遵循中央政府頒佈的CSR法規，國有企業也帶頭作先鋒，遵守這些視為自願性的舉措，以向私營企業樹立榜樣。

各地的政府和監管機構日益鼓勵公司於年度財務報告中披露CSR訊息。全球規定須作整合報告的司法管轄地區的數目，在2013年至2016 年期間增多近一倍，而要求獨立CSR報告的司法管轄區的數目亦有上升， 雖則上升幅度較低。 這個趨勢反映投資者施壓要求公司對於與可持續發展風險相關的事項，須提供更詳盡資料。

CSR 可能淪為印象管理

雖然CSR報告已屬普遍，但其可信度卻屢遭質疑。GRI雖已廣泛受到遵從，亦被公認為標準，但這框架在合規方面亦容許相當的彈性。公司可利用圖表或敍述等描述性的資訊，集中報告正面的CSR表現指標，但這類描述性資訊或許並不能準確地反映其整體CSR策略。而在監管較寬鬆的司法管轄區，公司可完全漠視強制性報告規則。在此等情況下，CSR報告便淪為印象管理，只是象徵性的。羅兵咸永道於2018年的調查報告表示，那些聲稱以可持續發展目標為優先的公司，其報告質素的平均得分只為2.71（5分為滿分），這顯然仍有改進空間。

獨立核證CSR 數據的行業有所增長

隨着投資者、企業審計委員會及管理層的認知和參與度提高，因而要求可靠的數據， CSR審計核證已變得不可或缺。在日本，政府退休投資基金要求接受基金投資的公司須提供可信賴的CSR資訊，以滿足投資者的強烈要求。融入國際CSR架構也鼓勵了日本企業的CSR核證。例如，若公司要被列入可持續發展股份指數如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則須要核證CSR資訊，這亦推高了日本的核證率。

持份者對第三方核證如何能協助改善CSR披露亦大感興趣。提供核證服務的主要是會計師事務所、工程顧問公司及其他專業服務公司。國際核證聘用準則第3000號由國際審計與核證準則委員會所訂立，於2003年12月生效，指導會計師事務所處理CSR報告的核證事宜。根據畢馬威，由2005 至2017 年，CSR數據獨立核證已增加超過一倍（現佔所有CSR報告的67%），顯示大型公司認識到宣揚CSR資訊可靠性的價值。

CSR核證在企業內部審計業亦有所增長。Trotman and Trotman訪問了29 名資深審計委員會成員、高級會計師、公司內部審計師，以及外判夥伴的外部核數師，報告顯示內部審計在CSR報告的價值獲廣泛接納。

CSR 正逐漸邁入主流

金融持份者理解以環境和社會事項為核心的商業邏輯。在新興國家，CSR被視為良好管治的代表，在吸引外來投資方面舉足輕重。在其他地區，投資者日益關注公司如何建立及保護長期價值，並了解到CSR或其他非財務資訊在公司目前財務表現及創造長期價值的重要性。CSR的表現逐漸被視作投資者、資產管理人員與評級機構的投資指南。這些商業群體現已將環境、社會及管治的資訊納入評估公司業績與風險的考慮。在主要的金融市場，「可持續和負責任的投資」已成為主流投資策略。

而機構投資者的聲音也獲得重視。高盛在2017 年5 月買入委內瑞拉的「飢荒債券」後，被批評「為系統化侵犯人權者提供資金」。2017年6月，大型機構如貝萊德、紐約州退休基金及英國國教委員會，雖則遭董事會反對，但仍在股東大會投票時投票支持年度度評估埃克森美孚在應對氣候變化的表現。

不容再逃避

企業策略亦趨向要求CSR報告，因為它能帶來更高的顧客忠誠度、正面宣傳效果及提升企業聲譽。逃避CSR並非一個選項： 在2012年，宜家家居終止與70家供應商合作，原因是他們未有遵守宜家家居有關工作環境、廢物處理及安全等的準則。2014年，華特迪士尼公司取消與多家巴基斯坦紡織品供應商的合約，因為他們未能達到健康安全標準，取消的合約總額高達一億五千萬美元。

CSR亦已成為商業慣例的一部份。近年的CSR研究發現，公司在發生財務報告重述或訴訟事件後，均利用CSR作為向顧客、僱員和特定社區群體修復聲譽的策略。然而，雖然有些研究發現，所謂的「通過行善以證明業務運作良好」舉措獲得支持，但亦有其他研究認為CSR活動其實是不負責任地浪費企業資源。最近有研究顯示CSR開支既不是企業慈善事業的一種形式，亦不能提升未來的財務表現。反而，當公司預期未來財務表現強勁時，便會採取CSR作為披露策略，即是傳遞公司未來前景的訊息。此等研究結果支持這一見解：策略性的CSR不過是受私利驅動以謀求企業自身最大利益的策略。

另一方面，作為長期投資，CSR也受到來自股票市場短期需要所影響，從而導致短視的思維。在這過程中，財經分析員的角色至為重要。本人最近於《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發表的研究顯示，當分析師報導減少時，CSR則諷刺地改善。當分析師為公司設定季度收益目標後，公司管理層可能認為長期性的社會責任投資對達到短期表現指標作用不大。我們相信，儘管分析師施加壓力，公司管理層仍應該設法追求長期及短期目標。我們亦認為，分析師本身日漸對CSR持正面態度；長遠而言，我亦相信公司實踐CSR亦會創造價值。

整體而言，企業日益關注環境事項。撰寫本文時，澳洲已連續多月奮力撲滅全國多處爆發的山火。德勤在2020年1月發佈的最新調查顯示，81%澳洲行政人員確信氣候變化會損害其公司。澳洲行政人員在這方面的關注，較全球平均48%的比例明顯高很多。

CSR披露上升的趨勢表明，市場對能夠評價一家公司業務操守的CSR資訊也需求甚殷。未來數年，現時並無CSR報告法規的要求國家亦將推出相關的規定，而現行的法規也將進一步加強，並且預期會就日益加劇的問題如氣候變化、人權及全球化等採納為新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