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互動、激勵、創新: 構建智慧城市文化

原文︰高賢思

郭位教授於2008 年5 月起出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教授是系統可靠度研究的先驅,他在電子系統及核能系統的可靠度研究工作上享負盛名,並在納米可靠度(nanoreliability)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郭教授見識淵博,訪談中談到了個人的教育經歷、如何在香港培育創新文化,以及如何應對緊急事故——如年初在城大發生的綠化屋頂坍塌事件。

郭位教授

自郭位校長就任以來,城大推出了多項鼓勵學生創新的教學措施。當中,「重探索求創新課程」鼓勵學生敢於冒險、探索新知,與傳統由上而下的教學文化反道而行,另闢饒具趣味的學習蹊徑。郭教授成長於戰後50 代的臺灣,我們的話匣子就從他曾經歷的臺灣教育文化打開了。

教學互動

當時的教育鼓勵學生提問嗎?

「嚴格來說,我認為我們還沒有弄懂學習是怎麼發生的。」校長有條不紊地指出:「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論,一是說你要把所學的全都牢牢記着;另一種說法卻叫你不用記。我們真的不知道哪個說法更好。我認識好幾位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他們說,最好的辦法就是記牢所有事情。有些詩人也持這種看法。當下的潮流則是『無需背誦、勇於發問』,但年輕一代的提問卻常因對事情缺乏基本認識而流於粗疏空泛。」

那他個人在臺灣的經驗又是怎樣的呢?

「我們那一輩從小便要背誦課業,事實上這對我的學習很有幫助。然而,這取決於每個人的情況,不能一概而論。我們那時的課堂教育比較老式,都是單向講課。」

獲得第一個學位之後,郭位負笈美國,在堪薩斯州立大學取得工程學博士學位。

「當時美國的情況有點類似,上課時都是以教授講課為主。許多頂尖科學家都不多話,學生也不單靠說話與老師交流。我覺得現在也許有些誤解,以致於大家對交談依賴過度。」

那麼在美國體制中,互動的元素體現在哪些方面?

「做研究,需要團隊協作,需要滙報自己的專題研習。我在臺灣接受的教育可說相當貼近這樣的美國模式。」在郭校長看來,美國教育中的交流緊繫於課程中的研究部份:「通過各種專題研習,你能解決很多沒有既定答案的問題。

那麼,講課呢?在當今鼓勵互動的教育氛圍中,講座式課堂是不是過時了?校長的回答甚是樂觀:

「在做講座時我也能夠與學生進行對話交流,甚至是在八百人的大課堂上。或許你會感到有點不可思議,但交流不見得一定要是小課堂才好。這並不是規模大小的問題,而是關乎教師的能力。」

儘管講座式課堂是大學教育的主要教學模式,還是需要輔以其他策略。郭位教授說:

「對我來說,講課並不是最重要的,討論才比較重要。學生選修一門課,必須從教師身上學到課本以外的知識。我們必須給學生更多參與空間,更多討論的機會。」

為什麼要建設智慧城市?

郭教授一直是智慧城市理念的支持者,智慧城市已經被列為城大當前戰略規劃中的重點研究課題之一。郭教授對此強調道:

「全球暖化是客觀事實,清潔能源對我們至關重要。我們必須探討能源的有效利用,並且研究如何實現這個目標。香港對能源不夠珍惜!」

郭教授認為,立法相當重要,而香港亦具備有利條件去推動智慧城市理念。政府應該率先牽頭,並配合大數據,提供最佳方案去解決各種城市問題和挑戰。對於關鍵事件,不要採取守勢,這一點很重要。他提到最近發生的城大運動中心綠化屋頂坍塌事件,萬幸的是事故中並無人命傷亡。

「屋頂坍塌帶來反響,有人質疑有沒有必要建設綠化屋頂。我認為天台綠化的概念沒錯,需要檢討的是實施方法。我們不應在綠色環保措施方面走回頭路。」

過去十至十五年間,香港增添了大量綠化屋頂,但以法治社會見稱的香港卻沒有訂立相關法例規管,不少人對此大感驚訝。

「如果大家都知道該怎麼做,也就毋須立法。一旦有了各式各樣的法例條文,也就意味著不受法例規管的事情便即可為。由於法律不可能盡錄所有情況,所以大家還是會犯錯。對此我一點也不感到詫異。或許少立法最能推動發展。這麼說聽起來也許有點故作玄虛,但現實確是這樣。」

科技世界的始源地,位於美國新澤西州、距離紐約南部20 英里的貝爾實驗室
© Lee Beaumont/Wikimedia Commons/CC-BY-SA-3.0

創建激勵性文化

郭教授認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立法結果極有可能弄巧成拙:

「過度立法,會阻撓香港創新,助長『無過便是功』、規行矩步的心態。」

社會普遍認為香港在創新方面的成績不及其基礎設施建設。在2015 年9 月發表的《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中,香港經濟位列全球競爭力第7 位,但創新只排在第27 位。為改變這種局面,去年政府成立了創新及科技局,制定全面的創新科技發展政策,培育發展香港的相關產業。

對此,郭教授慎重地提醒道:「我們需要擺脫形式主義。如果僅是增設一個官方機構,監管一下規則,不大可能帶來創新。」

「如果我是政治領袖,就會把策略重點顛倒過來,以資金先行,採用戰略性投放。假若學生在大學裡成立一家公司,那麼他們每創造十元盈利,政府就予以資金配對,以這樣的模式提供五年或更長期的支援。」

政府還可以指定具戰略性的發展領域。「如果認為生物醫藥,或者能源是重要的,政府可以在這些領域提供配套資金。研究領域的界定也應該稍為縮窄,比如電池技術。」

「每當制定一項政策,都是基於某種戰略考慮。人都是受激勵驅動的,所以我們需要超越政府立法的層面,需要一種戰略驅動的激勵性文化。」

香港,智慧城市?

郭教授對香港的看法直截了當:「香港美在秩序,一切井井有條。法典齊全,眾條例又能各司其職。司法系統、銀行系統、金融系統繁榮昌明,因為他們公開透明。這個體系運轉良好,但創新尚待出現。據我觀察,香港是個善於執行實務的社會。」

郭教授曾在其他場合指出,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企業可通過顧問服務和專利授權的收入來支持其研究工作──這在韓國已成為一種成功的營運模式。1997 年之前,香港作為殖民地,其創新乏力尚可理解,但主權移交之後,儘管香港城市有豐富的人力資源儲備,但技術領域依然未能填補空白,表現仍然落後於鄰近城市。郭教授認為,這源於長期的微觀管理風格以及對新技術時代的潛力相對反應遲鈍。

校長問了一個開放式的問題。近三十年有沒有源自香港的創新?我的同事Jaime 提到香港科技大學學生開發的無人機,因無法在香港募集資金而在深圳落了戶。

「科大能夠栽培出這樣的學生,的確可以引以為傲,可是香港卻沒有提供支援使他們在本地立足。」他說。「當然,有些優秀項目原就準備走向海外。但土生土長的創新項目還是應該紮根香港。我們面臨的困境是三十年來沒有突破性的創新項目能夠植根於香港。」

相比之下,運輸和物流的發展令人印象深刻。

「我認為,我們的機場和地鐵是世界上最好的。落實和執行是香港的強項。但從某種程度而言,我們在浪費香港人的智慧。我們應該為創新騰出空間,放寬管制、推出政策,以更具建設性及積極主動的方式善用創新及科技局。我認為我們目前在這方面做得還不夠好。」

「先行者需要開山闢路。但我們還要關注文化背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正如俗語說的:槍打出頭鳥。」

純研究的限制。自開發電晶體、資訊理論、鐳射及太陽能等技術後,貝爾實驗室於2008 年絕跡於基礎物理研究領域
照片鳴謝︰ the Computer History Musuem

出頭鳥── 貝爾實驗室

回到上世紀80 年代初期,剛畢業的郭位在貝爾實驗室當研究員。貝爾是一家備受推祟的公司,一系列突破性發明都肇始於此。貝爾公司晚期衰敗, 至化身為阿爾卡特朗訊公司(Alcatel-Lucent) 而告終,由《X 世代》的作者道格拉斯·柯普蘭(Douglas Coupland) 在他的《小貓克隆》一書中以幽默挖苦的筆法記錄下來。但貝爾實驗室曾是多次獨佔鰲頭的出頭鳥:

「1925 年起,貝爾實驗室共獲得七項諾貝爾獎,翻天覆地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即使是加州矽谷那些創意無限的科技天才,仍無法與20 世紀中葉全盛期的貝爾實驗室比擬:電晶體、資訊理論、鐳射、太陽能、射電天文學、微電子晶片、UNIX作業系統、流動電話、移動網路──全都從這裡發明問世。」

1996 年, 貝爾實驗室分拆成為朗訊科技, 在2001 年科網泡沫破滅之前,曾在90 年代末期享受過作為科技股的短暫光輝日子。究竟錯誤何在?說白了,研究應該在哪裡做、如何做才是最好的辦法?政府抑或是私營,「純粹」研究還是與商業結合?以郭教授跨越亞洲和北美地區、跨領域研究的背景,他的觀點發人深思:

「貝爾實驗室的失敗在於他們在純研究方面走得太遠。它既不是研究院,沒有教育的使命;作為公司卻又未能產生利潤,於是就這樣消失了。反觀作為大學,我們無需擔憂收入,當然底線是不可以有虧損,但不需要盈利。」

「後來的公司如谷歌,天生就有發明基因,用發明驅動業務。可是,貝爾實驗室是為發明而發明。凡事需要平衡。與此相似,大學需要向外發展,但不能走得太遠,否則就會變成商業化運作。」

「大學必須嚴格界定自己的目的。我們城市大學的目的是教學和研究。我們不是在做生意。我們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我們清晰了解自己的使命,並且堅實地予以執行。否則就如亂石投林不能對準目標。」

郭位教授

智慧能源

智慧城市的重要一環是清潔能源。對香港而言,理想的能源組合是怎樣的呢?

「香港的可持續能源選擇不多,沒有風力發電,沒有太陽能發電,沒有潮汐發電。我們可選的是核能、煤炭和天然氣。我認為應該逐漸減用煤炭,並最終把它淘汰,因為煤炭對環境的傷害很大。然而,香港地域窄小,我們無法與世隔絕,還須與鄰近省份合作,才能維護空氣清新。」

郭教授主張以能源組合來滿足全球能源需求,這個觀點在他的新書《核電關鍵報告》中清晰地闡述了。該書分析了何以廣東規劃興建的燃煤發電廠所產生的污染排放或會在今後40 年裡導致多達16,000 人死亡。儘管核工業在福島風波後一直飽受壓力,但郭教授還是想問:完全放棄核電和減少碳的使用,究竟哪個更為重要?

郭教授認為,透過更好的措施和簡單的節能設備,香港可以輕而易舉地節省10% 的能源消耗──而這點節省的能源正好相當於一座新建發電廠的產能。

「香港是個富裕的城市,但電價低廉,故此大多數港人對電費都不太關心。所以我們在節能和激勵措施方面還要多做工作。」

校長還指出,節約能源、環境保護、創新和能源安全使用都需要制定綜合性政策。此外,我們應該持續開發新能源,並借助智慧輸電網和雲端計算技術設計最佳的能源輸送計劃。清晰無疑的是:香港的季候風每年大約有九個月會自北方吹來,對香港來說,任何有意義的空氣清潔戰略,都需要以整個區域為著眼點來考慮。

" 香港城市大學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我們清晰了解自己的使命,並且堅實地予以執行。否則就如亂石投林,不能對準目標 "

力爭均衡

校長的方法論中有一條中軸,就是力求均衡。由此,在教育方法論中,交流是多維的。的確,課堂能提供互動機會,但也需要包含更多溝通途徑,如導修課、研討課等,以彰效益。在社會方面,法律規條並非社會治理的唯一答案,需要明智審慎地使用立法手段,為發明和創造留出空間,過度立法只會適得其反。一個注重執行實務的社會需要有激勵政策去鼓勵創新,敢於承受風險。在商業世界裡,創新戰略的制定,即便其中不存在經濟因素的驅動,也須與社會脈博息息相通。為研究而研究是不可行的,谷歌顯然比貝爾更深得研究之精髓。在實際生活中,對各種事件(包括屋頂坍塌或核熔毁)主動回應比被動應對更為可取。因此,綠化屋頂不應不假思索便棄如敝履。儘管曾經發生福島核事故,核能源也仍然是理性世界可行的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