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鐵縱橫論

國際經濟學家的生活是繁忙的。張賢旺教授剛從相當寒冷的赫爾辛基回來，他與當地的轉型經濟研究所、芬蘭銀行及於韋斯屈萊大學（University ofJyväskylä）分享了他的研究論文，並與他們探討了進行學術研究合作的可能性。

除了擔任經濟及金融系系主任，張教授還是城市大學第一位被授予命名講座教授職銜的人，成為孔慶熒講座教授（國際經濟）對他而言意味着什麼？

「首先我非常感謝孔慶熒及梁巧玲慈善基金的支持。我們的大學相對而言還很年輕，來自社會的廣泛支持和認可對我們來說的確十分重要。」

孔慶熒家族在香港高等教育方面的慈善工作歷史久遠，香港其中一座最古老的教育大樓也以其命名。比較慈善工作在香港和美國所起的作用，張教授總體上持何種看法？

「兩地慈善事業有着不同的文化，並有其獨特的發展歷史。美國的高等教育慈善文化已經蓬勃興旺了多個世紀，大學接受的捐贈佔其收入相當大的部分。」張教授說。

曾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之後又在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執教二十年，張教授對美國毫不陌生。

「18世紀中葉，本傑明．富蘭克林參與創辦賓夕法尼亞大學，直到今天人們還牢牢地記着他。當年我在校園裏也曾每天從他的雕像旁走過。」

後來，賓夕法尼亞大學也多次成為教育創新的先鋒， 例如，1881年創辦的沃頓商學院就是世界第一所學院制的商學院。

在北美，捐助教育的傳統一直持續到21世紀。有些捐助因學院建築物或課程以捐助人的名字命名而被人得悉，也有些捐助人選擇匿名捐贈。最著名的匿名慈善捐贈例子是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他創辦了芝加哥大學，但卻堅決拒絕以他的名字給學校命名。

張教授認為美國這種博大的慈善傳統固然是一種推動行善的力量，但也有需要注意之處：「一般來說，如果對捐款運用的基本原則達成了共識，隨後就應放手。但有時問題會出現在捐助人對項目的微觀管理上。我發現有些捐助人的想法太多，結果卻讓項目變了味兒。」

張教授從事國際金融的教學和研究多年，特別專注於抽象的國際金融理論以及與匯率動態學有關的實際課題，並發表了大量相關的論文。

「人民幣匯率成為國內外的學術焦點已經多年。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幣被低估了，所以很多討論都是圍繞着人民幣升值方面。」

但張教授認為，人民幣被低估的證據並不是那麼確切的， 有可能經不起嚴格的驗證。而且，僅靠匯率政策也不可能解決全球貿易不平衡的問題。最後他提出，人民幣國際化應該是一個漸進的改革和發展過程。

「在透明的監管制度下，人民幣離岸市場目前主要在香港發展。人民幣的貿易結算業務和資本帳戶項目可望逐漸開放，但重要的是避免市場過熱。同時，調整政府的監管並適當地開放市場。」

張教授相信，適時偏離一下「枯燥」的經濟學世界是件好事，這個觀點把他引上了中國歷史的閱讀之路，雖說有時會帶着些財經口味去閱讀。

教授的書架上有一本吳兢的《貞觀政要》，書中記錄了唐太宗和大臣們的談話。張教授說這些談話廣泛涉及了唐朝當時的管治議題。在眾多富有價值的洞見和教訓之中，有一點很令人震撼，這就是唐太宗接納下臣們的諫言和逆耳批評時表現出的開放，甚至近乎渴望的態度，雖則唐太宗當時是掌握了絕對權力的皇帝。正是這種兼聽兼顧各種不同意見的素質－張教授發現這往往是當代政治家們所缺乏的－使唐太宗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帝王之一。與中國的許多經典一樣，《貞觀政要》是一座智慧的寶庫。

有關經濟哲學的辯論在中國早已有之。桓寬的《鹽鐵論》彙集了西元前81年漢昭帝召開的鹽鐵會議上，參與辯論的各種觀點。張教授相信，這是世界上第一本大量記錄了辯論自由放任主義與國家干預兩種對立政策的書籍。鹽鐵專營政策是漢昭帝沿襲了其父親，就是顯赫有名的漢武帝的做法，可是鹽鐵會議所涉及的各種政策問題範圍廣泛，已遠遠超出了國家對鹽和鐵實行壟斷經營這個議題。

這些政策的辯論特點在於，官員們及其代表對國家干預政策的大加讚揚，而與之形成對立觀點的是，備受敬仰的文學賢良們推崇自由市場機制的好處。

官員們不僅要為其經濟政策，包括國家對鹽和鐵的壟斷經營、國家統一鑄造貨幣、穩定物價等政策進行辯護，還要為對外政策（諸如與匈奴的戰役）、社會政策及教育政策等護航。

「親政派認為透過鐵工業的國有化，國家可以有效地製造高品質的鐵具，改善工作條件，並能因此穩定相關物價。與此同時，國有化政策能夠為國家帶來更多的財政收入以應付戰爭軍費，而無需徵收額外的稅賦。」

「但學者們認為，壟斷所著重的是數量而非品質，其結果往往是生產出價高而質劣的鐵製品。政府一旦與民爭利就會扭曲激勵結構，導致腐敗和濫用權力。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中國歷史上，反對政府介入干預的爭論原型。」

這些看法和爭論在今天，無需專家學者，一般市民也能侃侃而談，但在兩千年前，卻體現出相當深入的思考。

「有意思的是，這個會議雖然是由官方記錄的，但該書的基調卻是傾向於自由市場觀點的。由此可見，當時的政府是相當開明的，而作者桓寬不僅是政府官員，同時也是一位飽學之士。」

張教授認為，從這些歷史記載中，除了認識到那個朝代所顯現出的知識和智慧，還可以了解到一些別的東西。

「遙想當年，已出現政府參與經濟事務的辯論，而這一次的討論實際上是政府發起的。人們對於說出自己的觀點並無顧忌，而且其中有些觀點顯然並未與政府保持一致。」

「兩千多年前的這些討論，在時間上領先於西方世界關於經濟政策的所有辯論。雖然當時的皇帝握有絕對權力，但人們還是能在相對開明的環境中表達自己的觀點，與當局進行建設性的對話，尋求共識。」

張教授的興趣遠不止於歷史，最近他一直在讀美國物理學家，同時也是著名科普作家加來道雄的作品《心靈的未來－理解心靈、強化心靈和賦予心靈力量的科學探究》。

加來博士的哪些作品內容吸引了張教授？

「加來的作品在某程度上與斯蒂芬．霍金的作品相類似，就是能讓我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周圍的世界－一個是從納米尺度上看，另一個則從天文尺度上看。相比我們對宇宙和星河的了解，包括來自《星空奇遇記》的科幻想像，我們對自己的大腦、記憶、認知、良知以及智力的內部運行機制幾乎是一無所知的。」

「我們很有可能於未來能夠掌握記憶，並能找到重構記憶以及將記憶存儲在腦外的方法。這會對醫療領域產生深遠的影響。如果能在什麼地方儲存記憶，就一定能夠重構記憶。」

「加來道雄以大量的專家採訪資料為依據，生動描述了神經科學前沿研究的最新進展。儘管目前對記憶和良知的研究仍處於早期，但這些研究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不過，與這些研究的潛在進展相伴而來的，是倫理問題。

「如果人的記憶能夠修改或剪輯，那將會是怎樣的光景？未來的科學會給我們現在所熟知的人性和文明畫上句號嗎？」

「至少，這本書讓我有了與女兒和兒子深入溝通的機會。他們兩人分別從事神經科學和資訊科技的工作。」張教授說。

「當下我們是利用互聯網進行交流，但也已經有了將思想跨洲輸送的實驗，情況類似於某種大腦網絡。所以，今天我們所體驗的通訊模式可能只是通訊革命的起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