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Burke教授是劍橋大學的文化史榮休教授，畢業於牛津大學，在薩塞克斯大學成立初期(1962-79)曾於該校擔任教職。其後Burke教授轉至劍橋任教，直至退休一直擔任文化史教授，並於退休後繼續擔任伊曼紐爾學院的研究員。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與社會》(1972年著)、《歐洲近代早期的大眾文化》(1978年著)、《製作路易十四》(1992年著)、《知識社會史》(全兩冊，2000年及2012年著)。本文是Peter Burke教授於2014年11月「城大傑出講座系列」中演講的簡略版。
創新不但是商業與科技所關注的話題，也是與大學息息相關的話題。2014年6月《經濟學人》雜誌的封面故事，就是以「創造性破壞1」為題討論大學的再創造，並評論MOOC課程（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堂）的出現，認為MOOC一方面對傳統大學教育構成了挑戰，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解決傳統教育成本上升的方法。
在大學之外，創新的時代是否已經結束？怎樣的人會創新？在他們不斷萌發創新意念時，怎樣的環境給予他們最有力的支援？要解答這些問題，跨國和跨領域的合作不可或缺。在創新理論研究方面有所建樹的學者為數不少，當中包括提出了「創造性破壞」一詞的奧地利經濟學家Joseph Schumpeter、義大利社會學家Vilfredo Pareto、發表過多篇論述創意城市文章的英國地理學家Peter Hall，此外還有心理學家Liam Hudson、教育哲學家Donald Schön、城市理論學家Richard Florida和管理理論學家lkujiroNonaka。這些專家有時會互相交流，有時也不交流。英國經濟學家Chris Freemen是我之前在薩塞克斯大學的同事，他就常常批評他的同行不關注技術和組織方面的創新。由此看來，論及創新，跨學科的視野很有必要。
我會以歷史學者的角度來觀察創新的過程。「創新的傳統」看似一個自相矛盾的概念，在歷史上卻留下令人矚目的確據，現在我們更可以史為鑒來超越過去。耳熟能詳的例子是英國工業革命早期發明或者說改良紡織機的過程。當時由多軸紡紗機進化至細紡機，後來再結合以上兩款紡紗機的優點發展出走錠紡紗機，使布料的生產效率大幅提高。
持續創新的另一個例子可追溯至十五至十六世紀時期佛羅倫斯的畫家。當時並沒有如今的藝術學校，想學畫就要拜師，給成功的畫家當學徒，一面在畫坊幫忙，一面模仿畫師的技藝。經歷了多個世紀，我們仍能從當時的藝術作品中追蹤到師徒世代相承的脈絡，其中更有一群佛羅倫斯畫家能夠建立起自己的風格，當中的表表者有桑德羅·波提切利、達文西和米高安哲羅。
第三個例子來自二十世紀的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他們是一群法國歷史學家，於1929年創立期刊提出創新的理念2，並活躍至今，四代法國歷史學家的集體努力成就了革命性的歷史研究。我們不禁要問，他們的傳統究竟是如何得以維持的？八十多年的成功與它所採用的學術領導風格密不可分，它讓追隨者在既定的範圍內自由發揮，並勸諭他們避免重複領袖的想法。由於學派同時有Lucien Febvre和Marc Bloch兩位領袖，這使該學派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值得一提的是，Febvre選擇的繼承人Fernand Braudel與他自己的理念是有分歧的，特別是對於自由意志在歷史上的作用他們有不同的看法。開明的領導模式於是帶來了厲害的追隨者。這些例子幫助我們回應這樣一個核心問題：創新是什麼？
有說創造力就是具備創新的傾向或能力，然而創新一詞也同樣難以定義。如果仔細留意，會發現創新往往源於一些早期的想法、技巧或結構，可能再加上一些自由或具創意的變更，但都是基於原有意念或靈感的。以印刷機為例，來自萊茵河區域的Gutenberg非常熟悉製造葡萄酒的榨汁機，於是便將其改造成為印刷書本的機器。
再來看看意念這個概念的發展歷史。Donald Schön主張新意念是舊意念的延伸或轉移(displacement)。達爾文就是參考了人口理論學家Thomas Malthus和地質學家Charles Lyall的一些意念，創造出自己的一套理論，形成了進化論。創新其實是不同想法的拼裝，是一種前人與生者的合作。當然創新也可以由當世之人合作而成，特別是通過面對面的交流， 故之而有一本2003年面世的書，名為《群體創意：合作創新》(Group Creativity: Innovation through Collaboration3)，而上述有關意念改造的觀點對回答本文的核心問題「哪些條件能鼓勵創新？」，提供了重要的啓示。
若以Schön的方式表達，問題就轉變為甚麼條件能夠鼓勵「概念的轉移」？有些條件關乎個人和群體的心理狀態，有些條件則是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當然領域的劃分是重要因素，諸如藝術、宗教、商業、科學和科技之為不同領域，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創新方式。群體對創新的態度會因應文化和歷史時期而有所不同。某些時期會認為創新毫不重要，甚至有人會認為創新是非常錯誤的。尤其是藝術與宗教領域，以往總是強調推崇傳統，拒絕創新。宗教革新者如馬丁路德不得不將創新加以掩飾，將新意念包裝成回歸過去的產物。如此這般，把「創新」說成是「翻新」、「改造」說成是「復修再造」。藝術家和建築師的創新也是如此，他們雖更新了舊意念，卻將這些新創作稱之為新古典風格、新歌德式風格。直至最近的一百二十年，先鋒藝術和新宗教才無需如此推崇過往的傳統。
接下來，我將透過跨學科領域的思考，關注不同類型的社會單元， 諸如個人、小組、機構、社會環境以及文化。文中會先羅列在創新的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困難，再討論有利於促進創新的條件。
"習慣於我們之根深蒂固有如車軌植入大地之牢固－Joseph Schumpeter"
先從反面探討問題。創新的絆腳石究竟是什麼？Joseph Schumpeter曾說：「習慣於我們之根深蒂固有如車軌植入大地之牢固」。總是有某些處事方式是我們慣於使用的，人們常常難以發現習慣之外還有其它選擇，因為無意識的自我審查往往會壓制顛覆性的想法。正是因為發現了這些絆腳石，Schumpeter提出了「創造性破壞」這個著名的概念。他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的精萃，也是由內而外持續進行的革新。這個概念最初的目的是用於分析經濟歷史，但其實它有更廣泛的應用。瑞典地理學家Torsten Hägerstrand就提出了類似的概念，他認為創新的過程有創意的一面，亦有消極的一面， 並稱破壞性的一面為「反創新4」。
談及創新與機構，由於機構強調的是持續性，以便確保個體及小組的貢獻超越時間的考驗而存續，這與創新是相互矛盾的。一些機構如牛津大學及天主教教會過去有一段頗長的時間抗拒創新，牛津大學在十六世紀時便曾出現了一個名為「特洛伊人」(Trojans) 的組織，正是為反對學習古希臘文這個新建議而成立的，而教會的訓言是拉丁文「semper eadem」，也就是「永不變更」的意思。用審查機制壓制新想法的做法不乏其例，即便是意在創新的機構，也可能失去其開放性和流動性。他們會僵化，會鼓勵其追隨者成為刻板與習慣的奴隸。它們僵化的速度可以很快，導致知識成果的產出銳減。
每種文化都有可能走上壓制創新的道路。中世紀的西班牙曾極具創造力，但自1490年代便開始倒退，這見諸於驅逐猶太人和穆斯林信徒、引入宗教法庭、禁止西班牙人在外國大學讀書以免沾染錯誤的想法等事件。凡此種種，令創新時代走向末路。
"「創造性破壞」是資本主義的精萃，也是由內而外持續進行的革新。"
荷蘭人類學家Anton Blok在他的近著《創新者：挫折的福氣》一書中提到，成名的創新者並不一定比同儕天資更高，而是會更努力，有時近似著魔似的。為甚麼？因為他們要克服種種挫折。他們或來自貧困家庭，甚或年少時失去雙親。很多時候創新者是「外人」，地理上或來自外鄉，心理上或缺少友伴，感到形單影隻。理智上他們能承受較多風險，因為他們可失的不多。他們成功與否則取決於眾多因素如他們能不能遇到伯樂5。
經濟學家J.K. Galbraith提出，由於「外人」的故鄉遠離思想的發源地，他們會對傳統思想產生一種疏離感6。流亡者和寄居海外的人可說是「外人」的典型，在創新的里程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他們會以外來人的角度審視寄居國家的知識系統。如果去國日久，他們有時甚至能以「外人」的角度審視其原住國。關於思想的疏離，中歐的社會學家在這方面最具洞察力。匈牙利人Karl Mannheim於1919年自匈牙利流亡到德國，又於1933年流亡到英格蘭，他在法蘭克福的德國籍助手Norbert Elias在1935年也為追隨他而流亡到倫敦。
此外也有某種跨學科的「概念轉移」，那就是遊牧式知識份子由某學科轉而研究另一學科，他們甚至因此被視為欺師背祖。這些知識份子修讀一個學科， 後來卻研究另一學科。他們將前一學科的思維「移植」到後一學科，並為後者帶來新發現。例如，工程師出身的Vilfredo Pareto，將動態平衡的概念套用在經濟學上，後來又應用於社會學上。另外，英國生物學家John Maynard Smith，原本也是個工程師，後來將工程學知識應用於鳥類飛行進化的研究上。
面對需要解決的問題，有觀點認為認知的多樣性比能力更為重要、多種視角比單一視角好7。這種觀點無疑是對大眾觀點的一種批評，因為一般人往往認為創新是個人天賦的發揮，他們熟知的創新者主要是藝術家、科學家、哲學家、發明家，甚或是Schumpeter所喜歡強調的企業家。達文西在自己的工作室、笛卡兒在他的「暖房」、牛頓在蘋果樹下，這些都被視為天才們獨自思考得出創新想法的例子。但我對歷史的解讀，卻恰恰與此相反。
我認為，創新的傾向既是一種集體現象，也是一種個體現象，取決於互動和交流，儘管在這個過程中某些個體的貢獻相對而言更大一些。以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為例，一直以來，它都被歸功於Francis Crick和James Watson，但實際上卻並非他們二人孤軍奮鬥的結果。當時，他們在和美國化學家Linus Pauling進行一場時間上的較量；而他們的同事Maurice Wilkins也參與了這項研究並最終和他們共享了諾貝爾獎。此外，他們還從晶體學家Rosalind Franklin那裏獲取了關鍵資訊。Rosalind當時並沒有從這項集體成果中獲得應得的榮譽，故此後來被稱為「DNA背後的女人」。由此可見，創新的核心還是研究小組。最理想的小組成員應該有共同的研究興趣，不同的研究方法，而且在不同的國家接受教育，或是來自不同的學科。
在學術世界裏，創意的核心圈通常是前沿學科的研討會和研究所。在這些場合，不同學科的人往往能夠在持續六個月或一年的時間裏每天見面交談。我自己就十分感激普林斯頓研究所(Princeton Institute)和柏林研究所(Wissenschaftskolleg)在學術上給我的支持與合作。
作為非正式場合，俱樂部的角色在英語國家尤其重要。亞當•史密斯在格拉斯哥一家政治經濟俱樂部與商人的交談之中，無形中「發明」了經濟學這一學科。商人的實踐性知識和史密斯的哲學知識的交流激發了他的靈感。在其他國家， 非正式交流常常發生在咖啡館或酒吧裏， 擁有共同愛好的朋友結伴光顧， 在那裏淺酎暢談， 這種形式的聚會在西班牙被稱之為Tertulia－聚談會。19、20世紀之交的西班牙，Tertulia非常流行。這些群組每週在固定的一天碰面，這樣店主就知道他們何時會來，並會為他們預留一張固定的桌子。飲酒，尤其是在公共場合飲酒能夠大大激發人們的創造力，促進溝通並引發思想的「碰撞」。因此，咖啡館和酒吧也是所謂「創新軟設施」的一部分，為意念的啓發交流提供理想的場所。
以17世紀末18世紀初的倫敦為例，當時咖啡館遍地開花，咖啡館不單是顧客讀報的地方，也供人談天說地。有些特定領域的對話會發生在特定的館內，Lloyds是商人聚集的地方，Child's和Garraways裏有很多自然哲學家（也就是現在的科學家），Wills則是詩人消磨時光的去處。20世紀早期，維也納也曾以咖啡館盛行而聞名。有一家咖啡館每週四都有一個科學哲學討論組聚會，當中就包括了「統一科學」跨學科運動的發起人Otta Neurath。
如管理理論學家Nonaka所說，在當下的日本，有些公司設立了交談室，研究人員在喝茶的同時可以討論彼此的工作。有些公司週末還會在酒店舉辦研討會8。這種交談禮儀與職場當中截然不同，人與人之間不再有上下級關係而是彼此對等。米酒入口，靈感湧動，酒精解除了人們的拘謹。這樣的情境之下，小團隊對個體創新者給予支援，有時又能提出集體創新意念。
於是下一個問題來了：能支援小團隊創新的是什麼？這就要談到正規機構，所謂的「硬設施」。有些組織肩負特定的使命，負責推動創新。英國就有商業創新及技能部(Department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澳洲有創新、科學產業及研究部 (Department of Innovation, Industry Science and Research)。這些部門對創新是否能有實質貢獻，我是持懷疑態度的。在我看來，間接方法比直接方法取得成功的機率更大。
負有創新任務的正規機構， 除了大學之外，還有政府智庫。至於私營的實驗室，出於防止競爭對手獲取資訊的緣故，其研究成果或不會公之於眾，就暫且不談。教育機構與創新也有密切關係。自19世紀起原來意在延續傳統的各個大學，也開始轉化成創新中心。但這類常設機構的問題在於，常規化運行常常讓按部就班取代創新活力。假若Schumpeter在世，他也許會認為這個領域需要一些「創造性破壞」。
鼓勵創新的最有效方式並不是改革舊機構， 因為這會遭遇很大阻力。我認為成立新機構更能節省成本。之前提到過歷史學家在斯特拉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Strasbourg)創立的法國年鑑學派。這個大學是所老牌大學，一戰之時由德國管治，戰後學校重歸法國管理，Bloch和Febvre感到自已不啻是轉到了一所新的大學。
1960年代，英格蘭一口氣建了七所新大學。第一所是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當時野心勃勃宣告的辦學使命是要是重新規劃學習藍圖，鼓勵包括本科生在內的大學師生進行跨學科研究。我從中領悟到，新建組織往往伴隨著所謂的「創造力的奇蹟時刻」。原因之一是新大學規模小，不同類型的人可組成小團隊，面對面交流。此外，新上任的多半是年輕教師，能夠齊心協力，用新方法辦事。但在薩塞克斯執教也讓我認識到，奇蹟時刻也有結束的一刻，取而代之的是常規化的運作，儘管歷史上也有特例，如15世紀的佛羅倫斯。
組織之外，要談的還有城市。大城市被稱為「人類創造力的培養器」或「創新革命中心」。地理學家Peter Hall曾著書論述歷史上的創意城市9：古雅典、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斯、啓蒙運動時期的巴黎和倫敦以及20世紀初的維也納。城市對創新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在於學院密集，特別是大學；另一個原因是這些城市吸引了擁有不同世界觀的新移民在當地定居。
人口遷移促使意念的「轉移」。1914年前的維也納成就了很多創新者， 比如Freud、Wittgenstein、Mahler、Klimt、建築師Adolf Loos、小說家Robert Musil。他們大多來自小城，被當時奧匈帝國多語言多文化的國都所吸引。1919年之後，維也納淪為小國都城，自此便脫離了創新重鎮的行列。
"要產生文化互補的成果，必須包容和接納移民，主體文化也必須是開放的文化。"
另一著名例子要數中歐科學家和學者的遷移。他們之中大多數是講德語的猶太人，於1930年代遷移到英國和美國。崇尚方法與理論的日爾曼文化從而遇上了注重經驗的英美傳統。這次「相遇」雖說產生了很多誤解，但長遠而言，是極富創造性的：在物理學、社會學和文化史等大相逕庭的領域中，英美學者加強了對理論基礎的重視，德籍學者也更加注重經驗證據的重要性。當然，數量與臨界閥值亦是重要因素。少數移民可能會被主體文化接受或同化，但在1930年代的英國，像社會學或文化史這樣的小學科，當時的難民數目就足以動搖舊系統並激發創新。要產生這樣文化互補的成果，必須包容和接納移民，主體文化也必須是開放的文化。17世紀的荷蘭共和國及18世紀的英格蘭都擁有開放的文化，有別於16世紀西班牙受宗教裁判所影響下的封閉文化和17世紀早期日本的鎖國政策。因此，創新的社會需要開放和包容的文化，這正是Richard Florida提出的「創新3T」中的第三個條件10。所謂的3T就是人才(Talent)、科技 (Technology) 和包容(Tolerance)。但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斯也讓我們意識到創新的第四個條件－競爭文化。儘管競爭會加重生活的坎坷，但它帶來的創新效果是實實在在的。
城市在創新過程中如此重要，還在於它能為社交提供空間， 形成「生態位」(ecologicalniche)。小規模討論在「生態位」內蓬勃展開，產生熱門話題：一個好主意激發出另一個好主意。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斯，啓蒙運動時期的倫敦和19世紀末的維也納都曾充斥著熱門話題。即使在互聯網時代，面對面交流也是不可或缺的。令人欣慰的是，在城市化的年代，城市仍然是能夠催生創新的地方，某一領域的新意念推動著其他領域的創新，但意念「轉移」的效力還須取決於城市的規模：既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斯在鼎盛時期人口不足十萬，啓蒙運動時期的倫敦人口不到一百萬。當然，討論組聚集的創新中心則規模更小。城市規模越大，房屋分佈越分散，交通問題也會阻礙「知識社交」，新意念、奇蹟時刻於是難以誕生。我希望以上對創新歷史的反思能夠讓當代人更有另覓他途的意識，尋找與習慣做法不同的做事方法。另覓他途本身就是創新的一個前提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