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ammer Ozer教授是管理學系教授並兼任工商管理博士Muammer Ozer教授是管理學系教授並兼任工商管理博士課程(DBA)主任。Ozer教授剛剛榮獲2015年度香港城市大學傑出教學獎。他曾在不同平台分享他的教學理念和方法。在這篇短文中,Ozer教授憶述他的早期生活,談到改變他教育和職業選擇的契機,並且分享他是如何「偶然」成為管理學教授的故事。
「尋求智慧 不惜萬水千山」- 這樣的文化觀念對我的少年生活影響至深。我家非常重視教育。父母年幼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缺衣少食,生活困苦,挑戰重重。父親年輕時未能接受正規教育,直到不惑之年才以成人學生的身份完成中學課程。母親沒有受過一點正規教育,但是她撫養了五個孩子,在輔導我們的功課當中,她才得了自學的機會。
土耳其幅員遼闊。我的父母原住在靠近黑海與格魯吉亞接壤的土耳其東北部,輾轉遷到了土耳其南部定居,靠做裁縫、賣衣服謀生。在老家時,他們是偏遠山區的農民,雖說山區裏勉強能自給自足,但一到冬天往外的交通便被大雪中斷,甚至達九個月之久。到六十年代後期,我家又搬到了伊斯坦堡這個大城市。
之後我進了一所歷史悠久的工程學校- 伊斯坦堡理工大學(Istanbul Technical University)。學校建於18世紀,組織架構井然, 注重邏輯分析, 治學嚴謹。學校於成立之時是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在土木工程和機械工程領域有悠久的歷史。奧斯曼帝國非常龐大,領土遍及現在的波爾幹、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多個歐洲國家。全盛時期,彊界從西北方向伸延至奧地利的維也納,而東南方向則達阿拉伯。要覆蓋這些區域,公路、橋樑、灌溉工程還有後來的鐵路都必不可少。這些正是土木工程師的領域。
學校的基礎課程有數學、幾何學、物理學導論和工程學, 之後學生才開始專科學習。當時教學方式非常傳統,和現在的互動課堂有天壤之別。基礎課學生有好幾百人,在我的記憶裏,整套課程下來我竟是一個發言提問的機會都沒有。教室都是很大的圓形演講廳,座位按階梯狀排列,聲效甚佳。只是每次上課,教授一進演講廳,便轉身在黑板上板書起來。
課餘時,我常去伊斯坦堡的藍色清真寺一帶做義務導遊,一邊導遊一邊向遊客學英語。我對那些古老的石頭建築物其實沒什麼興趣,但遊客很喜歡它們,所以我也順便從他們那裏學到了一些歷史!有時,我們會坐上渡輪橫渡分隔歐亞兩洲的伊斯坦堡海峽,當時在黑海岸邊有許多專賣海魚菜色的餐廳。有些遊客成為了我的筆友,互通書信-這可是在使用電郵的很久很久之前。
伊斯坦堡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城市。每次我從美國回去,都能看到有新建的隧道、橋樑、高速公路和基礎設施,有點像過去幾十年的中國。伊斯坦堡的發展到現在也沒有停滯下來,除了一條鐵路隧道和一條海底隧道之外,最近還新建了三座大橋橫跨在伊斯坦堡海峽之上。
1980年代中,我得到了到美國的機會,是家族裏和身邊朋友中的第一人,那時誰都未有到過外國。當時我獲得了一個土耳其機構提供的獎學金,到美國接受正規英語教育。對我的家人而言,去美國就像去外太空一樣!我學習英語的學校是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那是一所專攻農業的大學。我那時以為美國所有城市都像紐約一樣,非常擁擠。但是東蘭辛是一座大學城,是個小城,給我的感覺不是很「美國」。其後,我到了舊金山東部的Azusa,那裏地處沙漠和山區邊緣,是一個又乾又熱的內陸城市。最終,我被St Louis University商學院錄取,當時允許學生冬季入學的學校屈指可數,它是其中之一。十八個月之後,我順利畢業,獲得了MBA學位。
我對創新和科技管理很感興趣,並且獲得了一位在此領域中極具聲望的教授名下的工程獎學金。但是,和其他年輕的畢業生一樣,我難於抉擇究竟是繼續深造還是步入職場。回土耳其時,一家台灣公司有意錄用我做主管土耳其和中東業務的經理,躊躇之中,這家公司的董事長像父執般給我提了個建議:
「想想看,你什麼時候來我們公司工作都行,但是如果你拒絕了這次供讀PhD的機會,以後恐怕就沒有機會了。也許你該再深造幾年。」
我在工程學院剛上了幾個月的課,我的導師就被請到阿拉巴馬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擔任新成立的研究中心的主任,只是我不能跟我的導師一起轉校,因為那裏沒有哲學博士課程。工程學院其他的老師都是研究傳統工程或生產製造的,沒有我想研究的創新和科技管理。於是我毅然轉讀商學院, 這是我之前從未意料的,我進了賓夕凡尼亞州匹茲堡大學的商學院(Joseph M. Katz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並在那裏取得工商管理的哲學博士學位。所以我真的是「偶然」成為管理學教授的!
能錄取一名有工程背景的學生,商學院感到很興奮。供讀PhD的學生都必須獨立自主,而我正是這樣的一個學生,能夠獨立解決問題。話雖如此,對於課堂互動、小組討論等新的學習模式,我也經過了一番吃力的調整才適應下來。興幸的是,商學院的每一項研究都會涉及回歸模型,這是我的強項。身邊的朋友,甚至有些教授都會來找我幫他們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1990年代美國蓬勃發展,我發現我在創新方面的研究可以大顯身手了。那時「創新」話題隨處可見,時代雜誌、商業週刊、福布斯⋯⋯ 每天看到的周刋封面話題都有關於創新,我再無需費勁去解釋創新研究的重要性。創新從當年到如今一直是美國的命脈。
我的時機也把握得很好。1990年代早期我曾寫有關綫上商務的論文,被視為此研究領域的先驅作品。那時我對新產品構想的前期市場評估很有興趣-時至今日,過半的新產品都未能成功打進市場-到底怎樣的產品才是可行的?我們應該怎樣評估新的產品構想?於是我模擬網上商業的環境去測試我的理論模型。我設立了四個網站:音樂網站、運動網站、購物網站和商務資訊網站,網站的成功與否取決於點擊量和用戶瀏覽時間。為了能夠追蹤用戶, 我又設立了用戶賬號和密碼登錄系統,這樣就可以將設定的目標和用戶的實際行為作比較。不久,我成了助教,再成了講師⋯⋯ 一路走來,我從沒有往回看當初的抉擇。
我的家人由始至終給予我無比的支持,直到幾年前我才真正體會到這種支持的深重。之前, 父親病重但卻讓全家人瞞著我,直到臨終他還在為我著想,不想打擾我的研究,難過的是我連他的葬禮都未能及時趕到。他對我的教育重視之高、對我的工作支持之深,這是又一個例子,也是最後的一個。
我父親從小在這樣的理念下長大:「若授予學海之一粟,願為奴以報」、「累積知識勝於累積財富」,他也始終堅信「一根蠟燭點燃了另一根,這無損自身的光芒」,所以他非常欣慰我一直在積累知識、分享知識。
對父親來說,尊重知識就是他的人生信條。我也一直以他為榜樣。
回望過去,我發現某些經歷對我的教學方法影響至深。首先,我在一個非常保守的環境中成長,接受的也是傳統的工程學教育。老師就是知識來源,學生只能懷著尊敬的心態聆聽教導,成為資訊的被動接受者。這樣的模式或許更適合等級制度森嚴的社會,但在香港這般著重互動的環境中,早已不合時宜。這尤見於具管理經驗的學生在修讀研究生學位的情況,老師往往會利用學生的工作經驗帶出有趣的課堂討論,建立學習夥伴關係。其次,我在創新方面的研究工作讓我對這一領域產生了根深蒂固的興趣,這樣的興趣也延伸到教學之中。因此,大學推行的探索創新課程(Discovery Enriched Curriculum)與我的教學理念可說是如出一轍,我也抓住每一個機會來豐富我的教學內容,將創新的教學方法納入課堂內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