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日昌是香港鞋業總會會長，也是城大商學院工商管理博士生。梁先生此前榮獲 2016 年度倫敦 GG2領袖人物大獎頒發的年度企業家獎。他投身製鞋業多年，先後在廣東和埃塞俄比亞開設廠房，他的創業故事同時反映出製造業遷離中國的現況。訪談中，梁先生分享了他在埃塞俄比亞開辦鞋廠的故事。
「起初，這裡有些習俗是我完全無法理解的。」梁日昌娓娓道來。
他的工人曾經跟他說，「如果今晚沒月亮，我們就明天見。但是如果新月冒出來了，我們就不能來。」
如果碰上在這個時間你剛好要趕上在週末前生產二百雙高級品牌皮鞋並將之托運到米蘭去，那埃塞俄比亞看起來真不是開拓事業的好地方了。「於是那天晚上，」梁繼續回憶道，「我就走出屋外看，沒有新月。我心想太好了，送米蘭的鞋沒問題了！但第二天當我回到工廠，卻發覺那裡一個人也沒有。」
「我問，人都在哪兒？他們告訴我說有人看到了新月，不過並非在埃塞俄比亞，而是在麥加。我說你是怎麼知道的？他們說，哦，人人都是這麼告訴我們的。」
埃塞俄比亞歡迎你！工人要慶祝下周即將到來的開齋節，米蘭的時尚皮鞋只好等著。哪止這些，其他問題還陸續有來。
「齋戒期對我們的影響非常之大。在日出之後、日落之前回教徒都不能進食，可是在齋月裡我們的工廠仍維持生產，上班時會有人累得昏倒。剛開始時，我們都不知所措，現在我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於是設立了一間工人休息室，讓他們累了可以歇一會。」
相比他在東莞那些令人信賴的工廠，這裡實在是相去甚遠。
九十年代初，梁的事業剛起步，那時的東莞是世界工廠。從冷氣機到真空保鮮袋，全都是在東莞生產的。而重工業則開設在大城市裡，像船舶和汽車行業就在上海。中國一個國家，彷彿包攬了所有東西的製造。
可是投資環境出現變化了。工人工資上漲，地價也大幅攀升。於是，製造商開始物色其他地方。
「每個行業都會遷往最好的地方去尋求發展。製衣業是最先撤離的，帶扣等配件很容易進口，而且製衣業不需要很強的配套行業去支援，所以他們嘗試把生產搬到別的地方，斯里蘭卡、越南、馬來西亞都試過，現在是緬甸。」
玩具行業則稍為複雜，它結合了注塑、模具製造和電子等工序。「一般而言，它的前期工序仍然留在國內，但基本上大部分的生產程序已被遷往印尼。」
電子行業的生態系統更龐大，這包括了零部件製造、電路板印刷、注塑模具製造等行業。如果牽涉到同時搬遷兩至三家專業工廠，事情就會複雜得多。所以大量的高端製造，特別是那些較易於實現自動化以節省勞動力的行業，目前仍然還留在中國生產。
「我有個義大利合夥人，他有一天跟我說，想到埃塞俄比亞去採購皮革。從那天開始足有兩年之久，他不停地跟我嘮叨，叫我跟他一起去，最後我只好去了。」
「埃塞俄比亞給我的第一印象非常正面。」梁憶述說。
「當地人樂天開懷，讓我大感意外，要知道過去二三十年來，他們飽受戰亂之苦。他們擁有的東西不多，當時那裡連手機也沒有。」
「我在埃塞俄比亞的第一宗生意是在那裡購買皮革，這樣可以與當地建立聯繫。之後我給那裡的國營鞋廠下過幾張生產加工的訂單。他們的手藝蠻不錯的，我們也感到滿意。積累了兩年經驗之後，我們決定在那裡開設自己的工廠。」
埃塞俄比亞是內陸國家，所以運輸物流是個大挑戰。
「從中國運過來的機器設備，共花了六個月才抵步。先是經過海路到達吉布地港，然後經陸路到達阿的斯阿貝巴。當時的吉布地港的港口設施管理，還未達到國際標準。」
「現在好多了，全程只需要 35 天，吉布地到阿的斯阿貝巴之間新開通的鐵路線，讓跨境運輸大為改善。」
原材料和零件供應對交貨期影響重大，是非常關鍵的一環。所以，梁先生已在當地建立起一套海運、空運相結合的混合方案。
在非洲開設工場也是個挑戰，遠不像在國內，對很多事情能夠掌握預見。
「中國從前是個成熟的農業社會，依照季節變換耕作，我們亦有共同的文化傳統。在中國，因農曆新年所造成的生產停頓是最長的，雖然官方假期只有三天，但工人一般都休假兩周，這是可以理解的，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準確地瞭解工人何時離開、何時回來。這些都已成慣例。」
而在埃塞俄比亞，調整和適應還是花了不少時間。
「他們的新年在九月。官方假期是一天，實際上卻延長至一周。此外，這裡的兩個主要族群是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但彼此都過對方的節日，所以生產製造的日程編排就更加困難。」
過去，埃塞俄比亞部分地區是遊牧社會，人們要調整心態、生活節奏去適應工廠工作要求，過程也是頗費周折的。
「放牧的人把牲畜趕到山坡上吃草，自己只要坐在樹蔭下，看著牲口就行。上山這段路、坐在樹蔭裡看牲口，對他們來說都是工作。他們覺得這就是工作——幹活不幹活，也是工作。」
「就這樣他們進了工廠。動也罷、不動也罷，做也罷、不做也罷，在他們看來都是在工作。這就是他們最初的心態，得花點時間才能改變。」
時間也是另一個問題。幾乎所有埃塞俄比亞人用的都是一套十二小時製的計時法，一個週期從 1 點到12 點由黎明開始到黃昏結束，另一個就是從黃昏到黎明。
「日出起床，日落回家。『加班』的概念讓他們困惑不已，他們是真的不理解加班這回事！」
但變化來得很快。最近三到四年，來自中國的年輕企業家把智能手機的製造帶進了埃塞俄比亞。「中國的年輕人非常進取，什麼都想嘗試一下。」梁說。
「他們購入機器，然後運到阿的斯阿貝巴，組成一條生產線。這是套老舊的、勞動密集型技術，但他們買得便宜，用來製造適合當地市場的智能手機。」
結果是，移動電話的使用率在埃塞俄比亞騰飛了。
「他們的手機售價大概相等於當地的半個月工資。」按照梁的說法，智能手機就彷如特洛伊木馬，攻進了埃塞俄比亞人的心：「當他們開始使用手機，他們就變得現代得多了，因為想要更多的東西，所以就願意工作時間更長一些。簡簡單單的一部手機，帶來的是巨大改變。現在他們對加班絲毫也不介懷！拿到工資後，他們會盡情享受。」
「剛剛在埃塞俄比亞投產的時候，我沒有想過客戶會抗拒『埃塞俄比亞製造』。起初三年，買家給我的訂單很少。他們翻來覆去地檢查產品，不想冒風險。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他們希望買到的鞋，品質能有保證，不會出什麼問題。」
時移世易，現在梁在埃塞俄比亞生產的鞋比在廣東的還要多 30%。
「短線產品還是在廣東生產為佳，但 2 萬以上的量產就可以放到埃塞俄比亞去了。」
這樣的生產分配是他的策略部署。他解釋道：「在阿的斯阿貝巴，新鞋款初投入生產時效率偏低，一個新款大約需要一周之後始能趕上正常進度。」。
埃塞俄比亞是聯邦制政府，有別於中國那樣的中央集權制。阿的斯阿貝巴的人口雖有 300 多萬，城市的規模還是相對較小。過去十年間，中國公司修建了大量道路，現在城市正向周邊地區擴展。但這也引發了不少問題。
「我在兩個地方設有工廠，其中一個離機場非常近，另一個則需大約1小時40分鐘的車程。但六個月前，一條新開通的公路將時間縮短到 30 分鐘。政府希望擴大首都的面積，獲得更多土地，建造更多公共房屋。由於道路通暢，地價也變得越來越高。市政府與省級和村級領導之間的關係一直緊張，最終導致罷工。聯邦政府與省政府觀點相左，部份省份希望增加自己在國會裡的議席。」
「罷工期間，我從中國請來的管工很擔心他們的自身安全，但我們的工人擔保說，他們罷工只不過是要在村長與市政府的抗爭中，表達對村長的支持而已。」
梁日昌近日在倫敦榮獲 2016 年度 GG2 領導人物大獎之年度企業家大獎。
「我在埃塞俄比亞的工作與英國的脫歐考量頗有關係。我對評委們說，要應對歐洲難民危機，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幫助像埃塞俄比亞和敘利亞這樣的非洲和中東國家發展自身經濟，而並非聚焦於如何阻止難民跨越地中海。」
「有些埃塞俄比亞人甚至考慮坐小船到土耳其。我在盡力幫助他們把家園建設得更好，創造更多工作機會。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我奪得這個大獎，恰恰是回應了英國在脫歐公投中所關注的移民和難民問題。」
每年九月到十二月，是趕製美國春季市場訂單的製造高峰期，梁在埃塞俄比亞僱用的當地工人多達1700 人，還未算上 30 多名中國管工。今後，他有計劃把業務擴展到埃塞俄比亞的鄰近國家嗎？
「作為一家中小企業，我不可能把攤子鋪得太大。如果能在埃塞俄比亞做好，對我就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這些日子，每個月梁日昌都要在香港、阿的斯阿貝巴和倫敦的家之間穿梭往來，因為他在忙碌的工作之中，報名參加了城大商學院的工商管理博士課程。他的博士論文順理成章地以埃塞俄比亞為主題，研究為何發展中國家雖然擁有豐富的原材料和低成本勞動力，但所獲的外國直接投資卻很少。
「埃塞俄比亞的主要問題是資源和物流，所以依賴理論 (Dependency Theory) 非常適用，還有就是如何整合所有資源，以建立成功的業務。」
為了追隨自己的願景，梁正在努力跨越文化和地理上的距離。工作概念與守時觀念、基礎設施與物流，凡此種種的差異，再加上政治的不穩定性，為他帶來充滿挑戰的人生。正如梁自己所說：「工商管理博士課程所討論的，件件都是我在埃塞俄比亞遇到的煩惱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