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

建言總理,顧問中國 — 西方市場經濟如何走進中國
鄒至莊教授專訪

Eric Collins

鄒至莊 (Gregory C. Chow),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退休前任1913班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是計量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學習計量經濟學的人無不知「鄒氏檢驗法」 — 這是一種檢驗結構變化的統計學方法,不論迴歸模型的所有系數能否從兩組不同數據中估數出來,皆可應用此檢測方法。鄒氏在經濟學上卓然成家,,除了這影響深遠的冠名檢驗法之外,歷來研究成就斐然,屢獲殊榮。作為戰後進入鼎盛時期的計量經濟學領域的重要人物及歷任中國總理客席經濟顧問,鄒氏將該學科應用於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經濟學發展,尤其是東南亞的發展等領域的研究中。鄒教授是城大商學院國際諮詢委員會成員。

鄒至莊教授

你曾在芝加哥大學師從米爾頓.佛利民 (Milton Friedman)。他營造的學習環境是怎樣的?

1951年我到芝加哥大學做研究生,第一個學期修了米爾頓.佛利民的價格理論課。他是位令人印象深刻的老師,講課時提綱挈領簡明有效。他認為闡釋經濟現象,簡單明瞭是不二法門。

2014年我被選為美國經濟學會傑出會士時,讚語中包含了這樣一條:「鄒氏在其跨越計量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領域的創新研究中,反映出他在計量經濟學研究上所奉行簡明清晰的這個要旨。」這正是我從米爾頓.佛利民那裡習得的。

入讀芝加哥大學時,你是否隱約感覺到一個學派將會誕生?

那還沒有吧!那時我正努力去理解經濟學,尤其是計量經濟學。1951年的時候只有芝加哥大學有計量經濟學的研究生課程。第一學期我就遇到了很多傑出的老師,但是佛利民給我的印象最深。那時我還不大清楚甚麼是自由派、甚麼是保守派,因為我是把經濟學當作一門科學而不是政治哲學來研讀的。後來才有芝加哥學派是保守派這樣的說法。

計量經濟學在經濟學發展史上處於怎樣的位置?

當今每個大學的經濟學研究生院都會要求學生修三門課:微觀理論、宏觀理論和計量經濟學,可見計量經濟學已成為主流課程,但我做研究生的時候可沒有這門課程,只有芝加哥大學是個例外。可是,考爾斯經濟研究會 (Cowles Commiss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 早於1930年代就已經成立,它是一個研究中心,研究的就是後來成為計量經濟學的那些課題。

那段時間正是經濟學理論嶄露光芒的時期吧?

佛利民在芝大講授經濟學理論,保爾‧薩繆爾森 (Paul Samuelson) 也在麻省理工教這科目,當時只有頂級名校在講授經濟學理論。理論和定量分析工作是互補的,有些人懂理論但沒有做過定量分析工作,其他人定量分析做得多但用的只是簡單的理論。在理論和實證研究之間需要一個平衡。有些經濟學家富於創造力,有新理念、有思考問題的新角度,這就需要實證研究對新提出來的理論加以驗證。

在檢定數據之前,你會先思考理論方面的問題嗎?

是的。很多人做研究的時候腦子裡並沒有一個基本想法。有些人先從資料探勘著手,再從中找出一些說法。但是我的做法與此相反,我必須把問題先想透,然後才去看數據材料。我會儘量先提出一個理論去解釋某個特定的經濟現象,然後再去觀察資料數據。所以當年我開始寫論文時,常常在芝加哥大學的大樓地下室裡來來回回踱步,走上好幾個小時,為我以汽車需求為題的論文構思一個理論去解釋有關現象。

M1和M2的發明

據我所知,你參加了佛利民首次提出 M1和 M2 概念的那個研討會?

在我剛到芝加哥大學時,人們只把佛利民當作一個理論經濟學家。後來在1954年他指導了一個有關貨幣的講習班,他一方面研究 GDP 和貨幣供應量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想找出 GDP 和政府財政支出的關係。以佛利民為首的貨幣學派認為,相比政府支出和自發性支出,貨幣供應量能夠對 GDP 作出更好的解釋,他希望通過對自發性支出與 GDP 的關係,以及貨幣供給與 GDP 的關係做迴歸分析,以便找出哪一個變數能夠更好地對 GDP 做出解釋。當然為此你得先界定「貨幣」的定義,也就是貨幣的內涵是什麼?流通中的現金加上活期存款,他稱之為 M1。M1 再加上各項儲蓄存款,他隨口起了個代號,就叫 M2。

很多年後再見到他,我對他說 M1 和 M2 就是在那次專題講座上發明出來的。他說:「哦,不是吧?」,他已經忘得乾乾淨淨了。於是我便回他一句,挑戰他能否在1954年那次研討會之前出版的文獻中,找出提到過 M1 和 M2 的文章。

佛利民提出這些概念的時候,意識到這會變得聲名大噪嗎?

那該沒有。做研究時定義各種變數原是很稀疏平常的事情,但是後來有人把這些定義撿起來了,因為對貨幣經濟學進行嚴肅認真的研究探索正啓於其時,這些概念的出現可說是恰逢其會。

佛利民測試凱恩斯

佛利民後來有點保守派的色彩⋯⋯

保守派是那些篤信解決經濟問題無需太多政府干預,而應由市場的效能發揮作用的人。佛利民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師,他提出了市場如何運行的例證,我當時並不知道這就是所謂的「保守派」。後來我到了麻省理工,那裡的薩繆爾森 (Samuelsson) 和羅伯特‧索洛 (Robert Solow)等學者對梅納德‧凱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更推崇一些。1936年,就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早期的大蕭條之後不久,凱恩斯就完成了他那部開創性的代表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有些人認為,大蕭條表明市場不起作用了,結果時任羅斯福總統推出了新政。那些人認為市場自身不能產生足夠的需求,導致了大量僱員失業。凱恩斯認為,必須增加支出來提高就業,這就是後來所謂的「自發性支出」。這事大約十五年後,佛利民對凱恩斯的理論進行了測試,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利用政府支出的手段來復蘇經濟2

這些與二戰期間政府制訂的各種福利計劃互有關聯嗎?

是的。美國甚至到了1937-1938年都沒有擺脫大蕭條,隨後戰爭來了,軍火製造等需求提供了足夠的就業職位。之後人們又開始擔心戰爭結束後美國是否會回到大蕭條,於是就有了1946年的《充分就業法案》。國會決定,聯邦政府有責任採取積極措施,甚至可動用國庫來防止蕭條再現。因着這個法案,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也就應運而生。然而,歷史證明隨後沒有再出現真正的經濟困局,而且還出現了戰後的繁榮局面。

美國對歐洲推行的「馬歇爾計劃」與戰後的繁榮局面有關係嗎?

有的,援助計劃令歐洲人有了錢,並且他們用這些錢購買了美國的產品和服務。可以說,「馬歇爾計劃」是通過在歐洲創造需求去解決了美國產能過剩的問題。

臺灣經濟顧問

臺灣政府在解決宏觀經濟問題的時候,樂於採用計量經濟學作為工具嗎?

首先,經濟方面的建議不一定是量化的,也不一定要基於計量經濟學。在臺灣,自上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後期,政府官員非常希望促進臺灣的經濟發展。當時臺灣邀請了五到六位美國教授擔任主要經濟顧問,我是其中之一。

經濟顧問的過程是是這樣的:首先,臺灣的官員都會提出他們責任範圍內最緊迫的問題,我們則盡力去理解這些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隨後這些方案會呈交予政府官員討論並達成一套政策建議。政策建議會被印刷出版,並且讓公眾知道這些政策建議的形成是基於多位德高望重的經濟學家的意見,以便獲得他們的理解和支持。

現代經濟學走進中國

1980年矗立在成都工廠區內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雕像,下方懸掛著寫上「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努力奮鬥」的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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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你走進了中國大陸,開始為趙紫陽總理擔任經濟顧問的工作。

1983年我在家裡與中國教育部的兩位官員會面,他們說想在中國開展現代經濟學教育。我很驚訝,因為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其後的幾年裡,我在中國開辦了三個專題研討會,進行經濟學教學:1984年是微觀經濟學,1985年是宏觀經濟學,而1986年則是計量經濟學。

這樣就有了1984年7月我和趙紫陽總理的第一次會面。他對討論經濟改革具有極大的興趣。1985年,這位總理正擔心通貨膨脹的發生,因為1984年的貨幣供應已經增加了50%。應他的要求,我做了一個中國通脹的計量經濟學研究,在1987年發表出來3。我還介紹推薦了和我一起在臺灣做過政府顧問的同仁,如劉遵義 (他後來到了香港擔任中文大學的校長)。1984年6月的《人民日報》頭版發表過一張我的照片,註明我是受教育部之邀在中國講授微觀經濟學的。這標誌著中國開始接受現代經濟學,也開始出現了「微觀經濟學」這個中文翻譯。

那個時期國內領導層對經濟改革方面的新思維,開放程度如何?

最簡單地說,就是「非常開放」!我做趙總理的顧問,在1984-1989年間每年都會和他見一次或幾次面,此外還與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的高級官員共事。體改委的職責是制訂邁向市場經濟的經濟改革政策,這些官員,包括趙總理自己思想都是非常開放的,和他們一起討論就像是在美國大學裡開經濟研討會。其他時間和趙總理的溝通,就是直接寫信並通過普通的美國航空郵遞,寫上「中國北京國務院趙紫陽總理收」即可。

1973年一群上海民工正等待國家領導巡遊隊伍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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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你又協助朱鎔基總理。1990年代的中國是如何形成它獨具特色的經濟宏圖的?

我見到朱鎔基總理是在1996年,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主持了一個關於中國金融和財政體系發展的會議,我帶著一個國外小組參加了會議。我問朱鎔基總理怎麼處置2000億美元這樣一個龐大的外匯儲備 (當時是很大的一個數目,但以今天的水平來看卻小多了)。朱總理笑著說:「經濟學家經常問我這個問題,意思是中國手上的外匯儲備太多,該花掉才是。可我認為我們這儲備還不足夠。」後來,1997-1998年亞洲發生金融危機,證明朱總理的看法正確。中國由於擁有這樣大量的外匯儲備,才能經受那次金融危機的考驗,而且還能協助亞洲其他國家從危機中復蘇。

與江澤民總書記共事的關係如何?

1989年江澤民就任總書記之後,我是他接見的第一位美國人。自1985年起中美之間開展了由中國教育部主辦、福特基金會贊助的促進中國經濟學教育的緊密合作,成立了一個中國經濟學教育和經濟學研究聯合委員會,由人民大學副校長黃達 (後來的校長) 任中方成員主席,我任美方成員聯合主席。聯合委員會輪流在中國和美國召開每年一次的例會。1989年的年會是定於當年八月在北京召開的。

儘管發生了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美方成員還是決定參加這次會議。當我抵達北京飯店,總書記辦公室就打電話來邀請我去見他,還要我邀請其他美方成員同去。第二天早飯時,我邀請全組成員同去,結果沒人回應,大概是因為擔心回國後可能會受到譴責,於是我只好一個人去了。後來黃達教授告訴我,天安門事件之後政府對中美合作的政策是相當不確定的,中美的經濟學教育合作卻能夠繼續下去,是因為美方成員那時還願意到北京來參加和中方成員的會議。自那以後,我就不時和這位總書記進行經濟政策方面的溝通交流,包括如何放緩通脹等問題。自首次與江澤民見面之後,一直到2015年,他每年都會給我發來新年問候。

1989年8月鄒至莊教授與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會面。

打破鐵飯碗

過渡中的中國 — 攝於1980年上海。前方在稻田上翻土的農民,與後方正在興建一艘載客輪船的滬東海軍造船廠,形成強烈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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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去,九十年代末國營單位下崗職工的鐵飯碗打破了,這是中國必經的過程嗎?

對!1998年當中國決定將所有的國營企業轉為股份制企業,就必然要解僱國營企業的部分員工。但政府還是盡力去協助他們,給這些職工發放下崗費,或是繼續發放原有工資的三分之二。許多頭腦靈活的職工在市場中找到了工作,有些人或開了片小店之類的。

國有企業的精簡到位了嗎?

國有企業的改革遠未完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管理企業的仍是由政府所委派的官僚。朱鎔基就任總理後,出於政治原因,許多企業領導他也沒法更換。這是他要讓中國在2001年加入 WTO 的主要原因之一,為的是給國有企業引入競爭。

你和溫家寶總理也一起工作過嗎?

我從未見過溫家寶,但他知道我,因為他在趙紫陽總理手下工作過。我給溫家寶總理寫過幾次信,每次都提出一項經濟政策建議,包括降低污染,改善醫療衛生等等。他總會做出反應,要求相關方面的部長或副部長來和我討論詳情。但是我的建議並沒有落實。那些政府官員沒有開放的心態,他們並不和我認真討論問題而只是禮貌地應付我,因為總理要求他們與我見面。

現代二元經濟

二元經濟在中國的進程如何?比如說考慮到主要的技術公司如阿里巴巴已經開始提供信貸和銀行功能了。

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一步。這類民營企業的快速增長已經有十年了,正是這些優質的中國領軍企業家推動了中國的快速成長。在市場經濟日漸成熟的過程中,中國企業家已經學到了許多全新的技術手段和金融實務準則,像阿里巴巴這樣的企業才會不斷湧現。

中國政府應對2015年夏天股市暴跌的做法,給中國投資者和全世界投資者發出了甚麼信號?

中國政府鼓勵國人購買國營企業的股票,想為這些企業籌措資金,股市暴跌政府應當負責。當股價因為大量購買被拉高的時候,大家就會產生預期,並且推測股價還會升得更高,導致投機泡沫出現。一旦泡沫破滅政府就無法阻止。與去年六月的峰值相比,現在的股票價格雖然略高於谷底,但仍在低位徘徊。

意識形態與市場

你認為未來的世界,意識形態的作用會淡化嗎?

我們生活在一個世界市場中,舉例來說,中國實際上就在從美國大量進口食品。有人說進口食品還好,但石油是更具戰略價值的商品,因此必須確保石油供應。我認為這方面中國沒有任何問題,因為中國的政治外交搞得不錯,有很多朋友。中國和美國的不同之處在於,中國說他們尊重其他國家人民的政制和利益,並願意和他們探討合作機會。中國談的總是雙方合作,而美國總像個大哥,說著「也許你得引進民主」之類的話。中國並不願過多干涉別國事務,在這個角度上說中國是中立的。你是社會主義也好,資本主義也好,獨裁者也好,那都是你自己的事。中國說,我願意和你合作。你有民主制度,好;但如果你是其他政治制度,也行。

  1. ^Keynes, J.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US.
  2. ^Friedman, M. (1968).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LVIII.
  3. ^Chow, G.C. (2007). Money and price level determin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1, pp. 319-333.